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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东北谍报风烟之“谍海之花”

出处: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22-01-13   您是第 位浏览者

  1948年3月19日,带着早春的气息,一列火车从哈尔滨徐徐出发。在这列火车上,有5位身肩重任的我党特工人员。其中一位美丽的女人,显得格外沉静,常常是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她就是我党派到沈阳工作的特工富平。同行人员中有她的丈夫王凤起及新派到开原建立情报联络站的站长程光烈及他的一位副手和一名警卫员。

  火车从哈尔滨出发,没有向南直行,而是向西北的齐齐哈尔驶去,然后再转向白城子,最后来到解放区辽北省所在地郑家屯(今吉林省双辽市),火车整整绕了一个大弯子。一行人到达郑家屯后,由地方政府派大马车于3月29日将他们送到开原,这一路,整整走了十天。

  到达开原的第二天,程光烈将王凤起与富平夫妇送出了我方的哨卡,在铁岭顺利登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对于渐行渐近的故土那份企盼之情,早已化作了对未来的种种设想与期望。“九·一八”事变时,富平正在位于沈阳万泉河畔的基督教私立坤光女中读高中,动荡的时局已无法再安下心来读书,便与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的刘佩韦在北平成婚。刘佩韦先后担任东北军炮兵七旅第十六团团长及炮兵独立第十一团团长,为张学良将军十分器重的少壮派军人。由于刘佩韦与张学良的这层关系,富平顺理成章地与东北军上层有了交往。

  西安事变后,刘佩韦离职,全家去了重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二人感情破裂而最终分手。抗战胜利后,刘佩韦又回到东北任职。就在富平彷徨之时,听到一个消息——刘佩韦在陆大的同学王凤起,因组织倒蒋拥立陈诚上台事发而被捕。

  王凤起,辽宁昌图人,曾经由东北陆军学校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既而又先后两次考入黄埔军校深造,分别为第10期和第17期学员。在那里,他很快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志,与四川人陈蕴山、湖南人曹泽衡、贵州人胡翔、浙江人梅含章、河北人傅岳结成了“反蒋六兄弟”。起因是他们不满内部的腐败,效法日本少壮军人“二·二六”事件,组织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拥陈(诚)反蒋”,举行兵变。

  日本“二·二六”事件是这样的:1936年2月26日黎明时分,以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的近卫步兵第三联队为中心的1500名日本军人,袭击了首相官邸等数处枢要部门,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之后占据永田町一带达四天之久。这些人起事的目的是“尊皇讨奸”,实行“昭和维新”,实际上起事的缘由却是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部队军官与幕僚军官的长期矛盾冲突,以至最终反目,酿成震惊天下的突然事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这不仅是因为同属法西斯派别的统制派牢牢掌握了军部大权,而且内阁也被以新首相广田弘毅为首的文官所控制。广田弘毅内阁,实际上是法西斯军阀为核心的新内阁,使军部与财团结成一体。实现了军财联袂,确立了军部在内阁的统治地位,从而使日本大大加速了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步伐。最直接的后果是中日战争在第二年(1937年)爆发了。

  由陆大学生发起的“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就是想效仿日本皇道派青年军官们的做法,以达到“清君侧”的目的。1939年,在王凤起进入陆大进修的时候,中国抗战时局非常严峻,上层人物中的悲观、失败主义情绪十分严重,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亲日派上层分子公然叛逃投敌,令黄埔军校中的青年军人们,对当局产生了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在抗日战事中一败涂地,主要是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一批贪官污吏、昏庸腐朽的官僚以及亲日降日的军政大员把蒋介石包围了,使蒋介石的英明主张不能贯彻始终。倘若要使中国得救,非得发动一次效仿日本少壮派军人的军事行动——“二·二六”政变不可,只有这样,才能把蒋介石身边那些昏庸腐朽的人物清除出去,使真正抗日爱国和廉洁奉公、踏实肯干的精英人才得以进入高层领导。王凤起他们当时都是黄埔军校(后改为陆军大学)的在校学生,陆大因此成了他们起事的摇篮,很快便有二三百名同学加入其中。

  但是,王凤起他们自知能量与威望都不足以举“改朝换代”之大事,非得有一个威信高的头面人物出来举旗不可,他们公认的这个理想人物就是陈诚。这主要基于陈诚深受蒋介石信任,且手握大权,有“小委员长”之称,并曾在陆大公开场合抨击过中的亲日派。此后,王凤起等骨干成员与陈诚多有接触,得到了陈诚的默许。这批将校团成员,从陆大陆续毕业后,都通过各自的关系,进入了军队,并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其中王凤起被陈诚指名要到第六战区司令部,任长官侍从机要参谋。1943年2月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远征军司令长官,王凤起也随之升任长官部少将作战科科长,随同陈诚迁往云南楚雄。

  这批青年军人在云南楚雄继续策划“清君侧”事件,且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纲领及行动时间:“西安事变”7周年纪念日,即1943年12月12日。这一消息很快为军统特务们所获悉,并及时报告给戴笠。戴笠并没有急于动手实施抓捕,不久,军统特务们又送来了具体的“政变”组织章程、行动计划以及行动日期。军统在云南经营多年,盘根错节,势力极大,所以,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青年军官们的行踪掌握得一清二楚。

  当戴笠把“青年将校团”一事呈报给蒋介石时,着实让蒋介石大吃一惊,他给陈诚下令,立即将远征军司令部内所有参加“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交由军统审讯。戴笠不废吹灰之力,将第六战区和陆大内所有参与“政变”密谋活动的青年军官们秘密逮捕。

  1943年11月初,王凤起由戴笠派来的高级特务张振国押解,乘专机由昆明抵达重庆。当晚8时许,戴笠立即携副手毛人凤、司法科长毛忠信提审王凤起。谈线个多小时,戴笠明确地朝陈诚身上引,但王凤起一口咬定自己就是青年将校团的主谋,此事与陈诚无关。对“清君侧”事件,王凤起毫不隐瞒,和盘托出。

  军统头目戴笠认为这些青年军人年轻有为,一度曾想说服他们弃陈(诚)拥戴(笠),为军统工作。此事后因戴笠飞机失事身亡而作罢。当王凤起被关押在重庆的白公馆后不久,其他五名核心成员陈蕴山、曹泽衡、梅含章、傅岳、胡翔也陆续被羁押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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